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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儒家是春秋末期孔子創立的學派,其思想一直主導著整個中國文化,淵遠流長。那麼當時為什麼要以「儒」家為名呢?此是否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或思想內涵呢?有關「儒」的意義,從漢代至今,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不過大體上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解釋這個問題。即歷史學的方法、文字學的方法,以及思想史的方法。

歷史學的方法

概要而言,從歷史學的方法得到的結果是,孔子以前的「儒」是一種教授禮樂知識的職業,這種職業儒是由職掌禮儀典籍的官員流落轉化而來。也有一種說法,「儒」是古代專為貴族服務的巫﹑史﹑祝﹑卜。然而在春秋社會大動蕩時期,「儒」漸漸失去原來的地位,由於他們熟悉貴族的禮儀,便以相禮為謀生職業。「儒」便成為以相禮為業的知識分子。

文字學的方法

從許慎《說文解字》之文字學的面向來解釋,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這是說儒字的本意是柔,而作為一個名詞,則是指術士。段玉裁在「柔也」下有註釋說:「鄭目錄云『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所行。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從此文字學的詮釋角度來看,「儒」有「柔」的意思。而「柔」有「德、安、潤(濡)」之內涵在。

《後漢書‧臧宮傳》也說道:「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風俗通》謂「儒者,德也」。《金史‧李石傳》:「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淮南子‧說山訓》:「厲利劍者,必以柔砥。」可見得,以「儒」為名,是為了強調它的學問思想是以「德」為根本。蓋有「德」的人,溫良恭儉讓,能夠以柔和的態度折服剛強氣盛之人;有「德」的人,心中必然保有先王之道,表現出來一定是愛人、利人、安人的。

簡單的說,「儒」者,就是以道修養自身、以德感化人民,使每一個人都能夠安居樂業,家家戶戶都能和諧融洽。另外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見的儒》一文,從甲骨文的角度,認為商代就已經存有行相禮事務之官的「儒」。甲骨文「儒」通「需」。他認為,儒字原先的造字意圖是指「齋戒沐浴」。根據這種說法,儒在商代是一種宗教性職官,與巫祝相近。

思想史的方法

從思想史的視域又是如何解釋呢?《淮南子》《要略》:「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繈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輸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股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析,指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

儒家核心思想:仁

儒學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孔子的核心價值--「仁」。據《論語》所記載,孔子與門生討論的主要話題,主要涉及在仁愛、禮樂、信義、孝悌、忠恕、恭敬等方面。而出現最多的是「仁」,有109次之多。

那麼何謂「仁」呢?孔子弟子最常詢問孔子的問題就是,何謂「仁」?如何成為一位仁者呢?而我們也可以發現,孔子似乎沒有統一的解答。如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問同樣的問題,孔子給出的答案也不同。例如樊遲問仁於孔子至少有三次,三次的回答皆不同:「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愛人」。

由此可見,「仁」是很難有一個確切固定的說法。不過,曾子曾經以「忠恕」來詮釋孔子的核心價值「仁」,或許可以大體掌握孔子「仁」的內涵。


仁的具體表現:忠恕之道

「忠」就是盡己,就是真誠的面對自己,發揮自己的良知良能;「恕」就是推己及人,就是無私的對待他人,讓每一個人都能真誠的面對自己。簡單的說,忠恕就是愛己愛人,就是恢復自己本性之自然,同時也讓別人恢復其本性之自然。

然而由於每一位的資質、才性都不盡相同,孔子因材施教,給出不同的啟發。即使是同一個人,需要的修養工夫也不全然只是單一的方式。總的來說,儒學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讓每一個人皆能恢復上天所賦與的純粹天性,率天性而為,以達堯天舜日之大同理想。

而儒學發展到宋明,亦皆承繼「仁」之核心思想。程顥有《識仁篇》:「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二程遺書》卷二上)朱熹亦有《仁說》指出:「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由此可見「仁」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是無所取代的。


攝禮歸仁:禮是仁的客觀表現

固然「仁」是儒家的核心價值,然在孔子的時代已經是周文疲弊,禮壞樂崩,「仁」的理想更是遙遙無期。孔子看到這種現象,知道只能從「禮」來恢復「仁」。即從聖人依人之心性所制訂的禮節規範,來降服、克制我們的妄心,讓我們皆能依理來待人行事。依禮而行,可以讓我們行於外而誠於中,克己復禮,慢慢的回復到合情合理的本心。

要之,恢復周禮是孔子建立儒家核心價值「仁」的唯一途徑。雖然當時的「禮」已然只是形式而少有實質精神,然而孔子堅持保持禮的文貌(形式),期待從文貌能昇華到禮的精神,再從禮的執行,慢慢使自己的行為合於「理」,由外而內,由他律到自律,進而回歸到仁心的自覺發用。就此而言,禮在儒學亦是一很重要的核心價值,這個價值後來為荀子所承繼、發揚。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儒家天道論      心性論        工夫論

前言

儒家思想,乃至整個中國文化思想,到底有沒有哲學(philosophy)一直有不同的看法。philosophy由philo-,-so-phy,即「愛」、「智慧」兩希臘詞頭、詞根組成。在古希臘,philosophy就是「愛智慧的學問」。那個時候,這個「智慧」的含義就是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如自然界是如何形成,如何組成的知識。徐復觀先生便認為西方所謂的哲學,因人、因時代,而其內容並不完全相同。希臘以知識為主的哲學,到了斯多葛學派,即變成以人生、道德為主的哲學。而現實哲學的趨向,除了所謂的科學地哲學之外,也多轉向人生價值等問題方面。

根據哲學的定義和普遍性原則,牟宗三先生認為西方哲學以客觀思辨理解的方式活動於知識與自然而為獨立的西方式哲學。而中國哲學以當下自我超拔的實踐方式、存在的方式,活動於生命,亦成為「中國式或東方式哲學」。所以若以西方對哲學概念的認定,中國幾乎是沒有哲學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便認為中國沒有哲學。黑格爾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其應該如此說才客觀,才哲學:「中國沒有德國人的哲學」。要之,即便是中國沒有德國的哲學,中國有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有自己「愛智慧」的學問。

牟宗三先生對哲學的定義是「凡是對人性的活動所及,以理智及觀念加以反省說明的,便是哲學。」所以,任何一個文化體系都有它的哲學。中國哲學沒有西方以知識為中心,以理智遊戲為一特徵的獨立哲學,也沒有西方式的以神為中心的啟示宗教。它是以「生命」為中心。特重「主體性」與「內在道德性」。基本上,中國哲學沒有反省知識的知識論,沒有客觀的、分解的本體論與宇宙論。中國哲學有重視自己生命—道德實踐中的生命--的天道論、心性論、工夫論。《中庸》首章,開宗明義說道「天命之為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粗略地說,「天命之謂性」談的是天道論的問題;「率性之謂道」談的是心性論的問題;「修道之謂教」談的是工夫論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儒家的天道論、心性論,以及工夫論。

儒家天道論

儒家天道論主要在說明吾人之「性」來自於「天命」、「天道」。這個說法可以追溯到孔子之前的《詩經》、《左傳》。詩周頌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於人身的時候,又內在於人而為人的「性」,此時天道又是內在的。要之,天道是既超越又內在,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

《左傳》引劉康公「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說明了「中」是天地之道,「命」是天命之命。劉康公所說的「中」,後來即轉而為中庸的「天命之謂性」。從《詩經》、《左傳》這裡面的意思看來,當時天命、天道已有其步步下貫而為人之性此種趨勢。這裡開啟了性與天道相貫通的大門。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說的天命、天道之生生不已,已經將人格神的天轉化為「形而上的實體」。唯有如此之轉化才有《詩經》「人民具有恆常的性,有好善惡惡的德性」,這句話後來也成為孟子證明性善說的重要根據之一。

而孔子對於天命、天道是存著一份對超越者的敬畏、虔誠與歸依。在西方,所謂的「超越者」就是上帝,而在儒家則規定維天命、天道。孔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透過敬畏之心來成就圓滿的人格。這當中亦表現了孔子內心對天命、天道的契悟與虔誠。而這種契悟與虔誠,是人人內在道德主體性的一種自然表現。孔子將這種內在於吾人之性而可以遙契天道的主體稱之為「仁」。而「仁」的內容,以及其如何與天道相貫通,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儒家「心性論」所要探討的課題。

心性論

心性論主要是探討天命、天道賦予吾人之「性」的內容。孔子點明仁心自覺,孟子承繼孔子,由仁心說仁性,證成人性本善。「心」是就人的道德主體作用說,「性」是就客觀實在說。如仁之性表現出來的是怵惕惻隱之心,智之性表現出來的是是非分明之心。心、性皆有天道的感通無限性,可以相互感通。吾人只要盡心便能知性、知天,只要依循本性做事就合乎天道,這就是中庸首章所謂的「率性之謂道」。凡此討論心性如何可能貫通到天道之學問,皆謂之為心性論。

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明了修道當要無怨無悔地做「下學」實踐仁德的工夫,自然能「上達」天道、天德。當人能夠踐仁而體悟天道的時候,天亦會反過來喻解人,此時天與人的生命是相感通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便是說明了孔子在生命中不斷的踐仁,不斷的純淨化自己的思想意志,以達到如天地之道的大公無私,如此自然能默契天道。 《中庸》可說是儒家專講心性學的專書。以「誠」來貫通天道。《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茍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只要一心至誠,心無妄念,意無私心,就能充分的體現本性而不為遮蔽,如此當然能夠感通無隔於人、於物、於天。中庸的「誠」其實就是與孔子的「仁」相合的。所以儒家亦通過「誠」來契悟天道。然而此心性論在孔子的時候並未將此學問分解清楚,大體上是圓融的綜合地表現其大而化之的境界,並未將其之所以能成聖之道德主體明顯地分解出來,這是孔子重在實踐地契接,而不重理論分解的原因。分解的工作要到孟子才有較清楚的說明。

孟子明確的分解心、性、天的概念。說道:「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對於人與禽獸之性的辨析,對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價值,亦有義與利的辨析。而孟子之所以能有這些辨析,在於其核心思想「性善論」。而此「性善論」其實可以說就是儒家的「心性論」。此「心性論」可以說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動力,亦可說佔有中國哲學思想史的主幹地位,是儒家的「形上學」,確切的說是以道德的進路所證成的一門形上學,又謂之為「道德的形上學」。

工夫論

心性論主要說明了人之所以能夠上達、貫通天道的根據所在,工夫論便在說明如何盡心才能夠知性、知天,如何踐仁才能上達天道、天德,此即中庸首章「修道之謂教」之意涵。工夫論不離心性論之超越根據,心性論亦不能離工夫論孤懸地說。就中國哲學重實踐、生命的特點而言,工夫論可以說每一位儒者終其一生在鑽研、實踐的功課。

孔子的工夫論,一言以蔽之就是「踐仁」。如何踐仁呢?孔子說過:「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在此,孔子將「仁」與「人」相互規定。「人」之所以叫做人,而不叫禽獸,就在於人內在蘊含有「仁」,這一點點的差異,就是人為萬物之靈,人可以上達天道、天德,與天合一的關鍵。換句話說,人若沒有「仁」,則不成其為人,與禽獸就沒什麼差別了。當然,就更不用說,其必然是無法默契、暗合於天道了。所以「仁者人也」告訴我們,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人內在一個「仁」。更確切的說,「仁」當在「人」的身上體現才真正稱之為「仁」。因為「仁」並不是一個名詞,靜態、抽象的概念而已,其同時也是一個動詞、動態、具體的觀念。所以「仁者人也」也告訴我們「仁」要在「人」這裡實踐、體現出來。

而「人」要表現「仁」最親切、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所在是「親親」。即從親愛我們的親人是最容易,也是最首要踐仁的工夫。所以論語上說:「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孟子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而弗去」。所以孔子所謂的「下學上達」,就是從日常生活的「人道」、「人倫」做為「踐仁」、「盡心」的起點,每日反省自己是否做好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否在視、聽、言、動上做到非禮則避的自我要求,存心養性,存天理,養心寡欲,漸漸擴充、純淨自己的本心,自然慢慢的就能夠「知性、知天」而上達「天道」。所以儒家是一門生活、生命的學問,具體而微,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由近而遠,由親而疏,達到萬物一體的理想。以大學八條目來說,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

而先秦孔孟的工夫論發展到宋明理學,部分受到佛老虛無、存有論的影響,可說是兼容並蓄、推陳出新,開啟了新的一頁。簡要的說,有程朱的理學與陸王的心學。即有重視先認識道德之理再來實踐的程伊川、朱子這一脈,以及強調為學當要先契悟道德本心、良知,而此道德本心、良知本身就能開出道德的法則的陸象山、王陽明一脈。

此「理學」與「心學」工夫之不同,也是因為二者對於心性論的看法有所不同之故。程朱理學認為道德本心、本性不能開出道德的理則,「心與理為二」,必須透過格物窮理的首要工夫,待道德之理清楚之後,方能依此理來實踐。所以行孝必先先知道行孝之理,若不知,就必先格孝之理、窮盡何謂孝之理,如此才能真正「盡心」、「知性」、「知天」。而陸王反對這種說法,其認為道德法則本來就內在於道德本心,無須在心外求理。故以尊德性為先,以立其道德本心為先,覺悟本心,進而充盡、推擴其心。心就是性,就是天。心、性、天從外相來看是三件事物,然而盡心自然就知性、知天,心性天當下其實就是合一的。以上是概要地簡述宋明理學與心學的工夫論。細分的話,理學家或心學家之間還是可以再區分的。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儒家倫理的最高理想:和     儒家對大自然的倫理思 

前言

一般而言,「倫理」與「道德」經常被視為同義詞,甚至有時被連用為「倫理道德」一詞。簡要地說,倫理思想,就是探討有關道德的問題。談到道德,首先面臨的哲學問題,就是何謂道德?西方目前倫理學界爭議中最常被引用的理論有「後果論」(Consequentialism)與「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ies)。前者是從行為的後果來論定道德的特質,典型代表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後者是從行為本身具有的一些重要成素來說明道德的特質,典型的代表是康德的倫理學。

功利主義認為如果一個行為是道德的,則它即是能在該情境中對最大多數人產生最大的功效,反之亦然。主張義務論的康德對於道德的定義是只有依據不帶任何經驗的「純粹意志」所指導的行為才是道德的,其餘皆是不道德的。也就是所有的道德法則皆是自己善的意志所給出來的,不是在任何條件下產生的,屬於自律道德,不是他律道德。

儒家倫理觀

那麼儒家倫理思想是屬於義務論或後果論呢?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說,要成就一個道德的仁者,要靠自己居仁行義,且只要我想要「仁」,「仁」就在我身上表現。意即當我應當以惻隱之心對待他人時,惻隱之心就在我的身上顯現。在應然與實然之間沒有偶然,有其必然性。且不管你的身份如何,只要你想要,它就在你的身上呈現,就此而言,其有普遍性。如是,儒家倫理學當是義務論。然而儒家倫理思想講的最清楚明白的,當屬身在百家爭鳴、九流十家、邪說橫行的孟子。

孟子當時面對楊朱墨翟等邪說橫行的情況,為了捍衛孔子的仁學、人學,其不得不將儒家的思想理論說清楚。在倫理思想方面,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論」、「人禽之辨」、「義利之辨」、「義內說」。所謂的「性善論」,是說人人本具有善良的本性,至少有有仁義禮智四個面向的善性,表現出來就是惻隱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此四端之心內在於每一個人,身而具有,不需要外鑠。而這四端之心,就是人與禽獸唯一不同的一點點。這唯一不同的一點點,卻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點。換言之,人若沒有表現這四端之心,則人與禽獸是沒什麼兩樣的。所以孟子提出性善說,簡別人與禽獸的不同,是要提醒、強調人的存在意義、價值。

甄別了人禽之異後,孟子也提出「義利之辨」。即身為一個人當為義不為利。義者,路也,意即人應該依「道」而行,不應該為個人之私利而做出違背道德的事情。而這裡所謂的「依道而行」並不是一個來自外在的強制力量,告訴你應該依道而行。而是我們內在有一個道德主體—良知本心,它會自己立訂道德法則,對父要孝而不忤逆,對子要慈而不嚴苛,對兄要恭敬而不輕慢,對人要誠信而不欺。凡此,皆是自己的良知本心自發的,非因外在客觀對象,或為外在的訓示、模仿而來,亦不是有所目的而行。孟子說如果今天我們忽然間看到一個兩三歲的幼童即將掉到井裡,任何人一定會有怵惕惻隱之心,會想趕快過去救他。孟子說,人人當下會有那分怵惕惻隱之心,想去救他,並不是因為我想在父母那裡獲得獎賞,也不是想在地方上得到好名聲,亦不是擔心孩子的哭聲而去救他,完完全全是發自於自己內在的仁心,沒有任何的條件,是自覺自主自律的行為。故孟子說真正的道德行為是發自內在的道德良知,不是外表上符合道義的行為而已。這就是孟子有名的「義內說」。

所以儒家的倫理思想強調的是行動者內在是否是純淨的意志,而不會以結果來論定其是道德與否。然此不意味儒家不在意結果,只是更強調、重視行動者的動機。蓋一件事情的圓滿,除了道德主體主觀上的用心、努力之外,客觀上的配套條件,亦是重要的。故儒家不會以外在結果來斷定道德與否。

儒家倫理的最高理想:和

儒家倫理的適用範圍,從親親、仁民,到愛物。前二者主要就是儒家的五倫關係。親親包含父子、夫婦、兄弟等關係;仁民主要有君臣、朋友等關係。儒家在倫理上很重視「安位」、「安命」、「正名」的思想。這個概念就是《大學》「知止」的思想。《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每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上一定有其不同的角色扮演。在公司可能是董事長下的經理,也是科長的上司;在家是父親的兒子,是兒子的父親,可能同時有兄或弟的角色。所以在不同的地點、時間,我們可能都扮演不同的角色。當父親的時候要對子女慈愛,在對父母的時候要孝順,切勿顛倒錯亂,造成倫理、道德次序的顛倒。唯有如此,方能人人安其位,遂其生,盡其性。意即,要清楚自己在不同時間、空間所扮演的角色,唯有依自己地位來行事,才能名正言順,理與事都能圓滿,充分表現人的善性。

另外,知其所止之「止」,有莊子〈人間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之「不可逃」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安命」。人唯有安於自己的命,無怨無悔於自己的角色,不逃脫不逃避,方能突破生命的困境,進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否則為人父者不好好承擔養育、教育的責任,成天遊手好閒,怨天尤人,如此家庭不像個家庭,子必然不像個子,妻不像個妻,家庭必然失和。

《中庸》上說,當當人人皆安其位,盡其性,表現出來必然是「和諧」,生生不已,每一個人都能夠和樂的生活,發揮生命的價值;反之,必然是雜亂無章,全無生機。所以儒家倫理可以說以「和」為最高的理想,以「和為貴」。而這個理想之完成必須大家皆回到人人本具的天性之「理」,以及恢復先聖所制訂的至善之「禮」。唯有知禮、合理,才能發而皆中節,舉手投足,喜怒哀樂,都恰到好處。而儒家的「和」,不僅僅只限於人我關係,其必然會擴充到萬物身上,也就是「愛物」。

儒家對大自然的倫理思

將「和」的範圍推擴到萬物,便是當代很重視的環境倫理議題。即人與自然到底是什麼關係?人對自然是否有道德責任呢?人當如何對待它們呢?

儒家講仁愛是有遠近、親疏之別的,不是墨家無等差的兼愛。所以是從家庭推到社會,再推到萬物。就此而言,儒家的環境倫理觀可以說是人類優先主義。當人與動物都受傷的時候,儒家強調一定要先救人,再救動物。所以當馬廄失火,孔子是先問人是否受傷了,而不問馬。這不表示儒家不愛動物,只是優先順序不同而已矣。

對於大自然,儒家強調的是「環境永續」。所以孟子說,捕魚的漁網的洞不能太小,否則大小魚都捕光了,將來就沒有於了;同時,捕魚也要看季節,若是產卵期,也不可以捕魚。否則連待產的母魚都抓來吃,將來哪來的魚呢?到森林捕獵都要看時間的,不是想打獵就打獵,亦是依據這個「環境永續」的概念。

另外儒家倫理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既然要愛物,為何又要吃動物呢?這不是與儒家的倫理觀有衝突嗎?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動物是有感覺痛苦的能力,而人是有怵惕惻隱之心的,當人看到動物的哀嚎聲,人當會興起不忍之心,不忍心看它死,不忍吃它的肉。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齊宣王看到一隻要祭祀用的牛在發抖,產生不忍之心,而放了這隻牛。由此可見,人是有愛物的能力的。

然問題是,當人沒有直接看見牠被殺死,沒有聽到他被殺時的慘叫聲音,人是照樣吃動物的,此又如何解釋呢?儒家的倫理觀是以人類為優先,之所以優先不在於人有足夠的智慧能發明東西來捕捉、獵殺動物,而是在於人有異於禽獸的「良知本心」,此「良知本心」可以提升人的生存價值到「生命」的層次,能盡己、盡人、盡物之性,最後可以補天地之憾,參與、贊助天地生養萬物的工作。所以人殺害動物以求生存,必須在「環境永續」的前提下,為參贊天地之化育、萬物生生不息之前提下,而不得不忍心殺之、食之。我想儒家是在這個大前提下殺食動物,其終極目的還是在於讓天下萬物皆能充盡的發揮自己的本性,而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當以「萬物一體」為理想,讓人與大自然能共生共榮,和諧共存。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前言

至聖先師--孔子,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也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一般談到孔子的教育思想特色,皆能侃侃而談,就是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若要較完整的探討儒家的教育思想,或許可以分為儒家的教育理想、儒家教育的教材,以及儒家教育的教法三個部分來討論。


儒家教育的理想

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之風,其有教無類,更將教育普及到一般平民百姓。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受到教育。那麼孔子首創私人講學,將教育普及到每一個人,其用心何在呢?

孔子如今仍然能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精神導師,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孔子發掘了「人」之真正價值。人不僅僅只能「畏天」、「敬天」,人同時能夠「配天」,與天合一。將人的價值提升到天道的無限價值義。所謂的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為參矣」、「盡心知性以知天」。故孔子說:「仁者,人也」。也就是說,孔子要將每一個人教育成一位仁者,至少也是一位君子。

孟子也認為身為一位士人,應該要有崇高的志向,此志向便是要成為一位仁義之士。孟子說過,讀書的目的是要將自己放失掉的本心收回來,使仁義禮智的本性皆能表現出來,於情感的表達上,使喜、怒、哀、樂都能有合理的表達。簡單的說,儒家的教育理想是要讓每一個人皆能夠發揮自己的良知良能,充盡的表現自己的性情,最後成為一位能夠感通自己、他人、乃至萬物的仁者。


儒家教育的教材

談到「教育」,必然會談到他的教化、孕育、養成之內容。就儒家教育而言,孔子當時是以什麼作為其教化之內容呢?當時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必修科目,其認為一位君子必須具備這六種基本能力。有謂孔子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一)六藝
1. 禮
首先必須學習的是「禮」,簡單的說,就是禮節,或現代教育所言的「德育」。這是六藝當中最重要的科目。禮有「五禮」,即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論語中記載到,孔子對兒子孔鯉有兩次的叮嚀告誡,其中一次說道:一個人如果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各種禮節、規矩,則必然會手足無措,無以立足於社會,是失禮無道的行為。故身為一個人,首先必須要學禮。

2. 樂
其次要學「樂」。樂有雲門、大鹹、大韶、大夏、大鑊、大武等六種音樂,此皆天地的和諧之音,可以陶冶性情,並可以柔和禮之別異,使禮剛中帶柔,相輔相成。

3. 射
射,就是射箭,共有五種射技,即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白矢,箭穿靶子而箭頭發白,表明發矢準確而有力;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剡注,謂矢行之疾;襄尺,臣與君射,臣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射箭除了是一種技能之外,同時也是表現君子風範的一種技術。孔子說,當箭無法正中目標,不是別人的問題,要反省是自己的問題。這種精神能充分表現孔子在修身上常言的:「凡事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4. 御
御,就是駕馭車馬的技術。古代有五禦,指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意思是行車時和鸞之聲相應,車隨曲岸疾馳而不墜水,經過天子的表位有禮儀,過通道而驅馳自如,行獵時追逐禽獸從左面射獲。

5. 書
書,即六書,指古代六種造字法,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等。其中象形和指事都是字形不能再加以分析的「獨體」,稱為「文」;會意和形聲都是字形可以分析的「合體」,稱為「字」。以上四種造字法是文字構造的基本法則。另外轉注和假借二種造字法則是文字構造的補充法則。「六書」這個詞句出於《周禮》。然而卻沒加以闡釋它的意思。一直到東漢時代的許慎在他所撰寫的說文解字序文中,才對六書的定義作了簡要的說明:「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6. 數
數,是計算、演算法。古時有九數,為古代數學上九種演算法。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及勾股。以上六藝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六門科目,當時三千弟子中,精通的有七十二人,亦謂孔子弟子中有七十二賢。除了必修的六藝之外,孔子還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為基本教科書。

(二)六經
詩(詩經),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也是我國純文學的鼻祖。主要分為風、雅、頌、賦、比、興。前三者是詩的三種體裁,後三者是詩的三種作法。孔子私下曾經對兒子孔鯉告誡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大意是說「詩可以興發人的志氣,可以考見政教的得失,可以和睦樂群,可以抒寄哀怨;近則可以學得侍奉雙親行孝的道理,遠則可以學得侍奉君上盡忠的道理;同時也可以學習到草木鳥獸的名稱。」要之,詩經也是孔子進德修業所必讀的一本經書。

書(又名尚書) ,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記載三代的歷史檔案文獻,屬於古代政府的公文檔案。到了東周之時,王官失守,這些史官所記載的紀錄流散民間,孔子便將這些史料加以編輯,作為課程之教材。《禮》(指《儀禮》),是當時周、魯各國殘缺不全的禮儀之記錄。內容主要是記述古代冠、昏、喪、祭、鄉、射、朝、聘等八種禮節的儀式。《樂》,主要在陶冶人的品性,然秦朝之後已亡佚而不可論。易(又名周易),是我國歷史最古的一部經書,最初是一部卜筮之書,經後來補充闡釋乃成哲理之書。《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春秋末年已經殘缺不全,孔子將之蒐集整理,加以修訂,授之於學生。除了是當時的歷史教材之外,更重要的是,藉《春秋》「正名」的思想以褒忠孝仁義,貶亂臣賊子,使人人素其為而行,君以禮待臣,臣以敬事君,以實現孔子之政治理想。總的來說,《詩》、《書》是孔子教學的基礎科目,以此奠定學生修德的基礎,故孔子嘗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進而是《禮》、《樂》等實踐的課程。故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易》、《春秋》文字、義理較為艱深、幽微、玄遠,充分發揮孔子的哲學思想與政治理想,屬於高級課程。《禮記.經解》引述孔子的話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儒家教育的教法

上文已談到,儒家教育的理想,是希望每一個人皆能成為正人君子,甚至能成為像堯舜一樣的聖人。故儒家教育的重點,並不在培養謀生的技能,而是在啟發人人本有的良知良能。我們皆知,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是孔子最偉大的教育思想,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甚至近幾世紀以來,也漸漸影響世界各國。以下簡要地介紹這兩大思想。

(一) 有教無類 在孔子那個世代,一般老百姓是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生命對他們的意義主要是停留在為生存與生活忙碌,從未有機會接受教育以瞭解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價值不僅僅只是為了生存與生活而已。每一個人都內在本有至善的寶地,可以創造人之無限價值,能夠與天地合其大德。然一般人民未能接受到聖人之教化,以致於不知道自己擁有至善寶地,而只能敬畏天地,而不知人也能夠以德配天地。而孔子獨具慧眼,洞察到人人皆具堯舜之善性,不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只缺乏教化。故孔子提倡「有教無類」,讓每一位想接受教育的人皆有平等的受教權力。

(二) 因材施教教育或教化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教育使之能夠轉化氣質,化掉其過去不好的習氣,而能夠義理當家、義理承擔。然而教材或授課,對學生而言,皆是其身外或心外的東西,如何能夠在其內心產生內化、轉化的過程,進而產生動力,便成為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了。這便是現代教育最重視教法的原因所在。而孔子發現人有資質之不同,即智愚、賢不肖之差別。在教法上,中人以上之資,可以教一些義理深微的道理;對於中人以下之資的人,則不適合教授這種內容,要循序漸進、循循善誘。從「因材施教」這個概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而不是老師。故孔子反對填鴨式或被動式的教育。即學生若沒有學習動機,舉一不能反三,則孔子是不會再教的。因為孔子認為學生不能舉一反三,代表學生沒有認真的在思考問題,心不在焉,並不是想要學習。故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孟子也說「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意即,有時刻意不教導他,也是一種教育方法,希望他能遇到挫折而反省、自覺。所以就儒家教育而言,教育方法不是一成不變、墨守成規的,而是能應學生之資質而因時因地採用適合他的方法。同時,由於每一位學生的才華不同,或所謂的多元智慧不同,亦當因材施教,讓每一位皆能適性發展。這也可以從孔子十大弟子中,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四科十哲不同之專長窺見。如是,儒家的教育方法,以學生為教學主體,老師或家長是站在啟蒙、輔導、引導的角色,讓每一位學生都能適才適性的發展。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前言

儒家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之基本文化,其原因就在於其將儒家精神浸透滋榮於社會之中。孔子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儒家的核心價值在「仁」。然而「仁」的理想是在人、家庭,最後是在社會之中來實踐、落實的,這是儒家文化淵遠流長、悠久無疆之原因。社會這個概念包含廣泛,或許可以粗略地從「生存」、「生活」,以及「生命」三個部分來概括儒家的社會思想。以下簡要地說明儒家的「三生」觀。


儒家的生存觀

「生存」是人之基本求生本能。人人吃的飽、穿的暖,社會才有可能保有基本的穩定狀態。孔子曾經說,一位好的君王必須保障人民的衣食無虞,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要取信於人民,即承諾於人民的事,必須要兌現,不可失信於民。孟子也說「菽粟如水火」。豆、稻等日常食物就像水、火一樣,是人民每天生活的必須品。


儒家的生活觀

宋朝儒者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即每一個人不是做好自己就夠了,同時要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價值。也不是自己的父母、孩子照顧好就夠了,同時也要讓天下的父母、幼童都能獲得最好的照顧。這就是孔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

而這種大同理想的社會之所以可能,不能只停留在生存與生活的層次,而是必須提升到生命的高度。雖然貧窮,然「貧而樂」;雖然富有,然也必須「富而好禮」。此時已超脫外在物質的限制,提升到精神的層面。這種儒家社會理想,充分表現在孔子與弟子的對話或教學當中。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孔子說:「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由此看來,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要讓每一個人,不僅是生活無虞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人都能活的安心、歡心、放心。而這個部分便是修養成德的事情了。

有人說儒家反對民主科學,所以沒有開出民主科學,果真如此嗎?儒家社會思想,包含生存、生活與生命的不同層次。「生命」之價值義的發揮固然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然此理想的達成不能離開生活單獨的討論之,甚至應該如此說,必須在生活中體現生命的價值。是以,儒家雖然沒有開出像西方的科學、民主。然儒家並不會反對民主科學。只是儒家以成德成聖為其終極關懷,對於科學文明,是又愛又怕。愛之是因為科學文明可以讓人民生活更無虞,如果能善用之,則能相輔相成,成為富而好禮、文質彬彬的君子;然若不能善用之,則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恐怕人會成為外在物質的奴隸。若果如是,儒家寧可質樸而不要華麗。除了對此之虞慮外,更多的是儒家將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放在內在自我的修養上,嚮往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以及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孔顏樂處」。所以儒家並不是反對民主科學。只是民主科學必須在人之道德主體性挺立之後,以之成就其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民本、民主思想。


儒家的生命觀

宋朝儒者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即每一個人不是做好自己就夠了,同時要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讓每一個人都能活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價值。也不是自己的父母、孩子照顧好就夠了,同時也要讓天下的父母、幼童都能獲得最好的照顧。這就是孔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

而這種大同理想的社會之所以可能,不能只停留在生存與生活的層次,而是必須提升到生命的高度。雖然貧窮,然「貧而樂」;雖然富有,然也必須「富而好禮」。此時已超脫外在物質的限制,提升到精神的層面。這種儒家社會理想,充分表現在孔子與弟子的對話或教學當中。孔子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孔子說:「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由此看來,孔子的理想社會,是要讓每一個人,不僅是生活無虞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每一個人都能活的安心、歡心、放心。而這個部分便是修養成德的事情了。

有人說儒家反對民主科學,所以沒有開出民主科學,果真如此嗎?儒家社會思想,包含生存、生活與生命的不同層次。「生命」之價值義的發揮固然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然此理想的達成不能離開生活單獨的討論之,甚至應該如此說,必須在生活中體現生命的價值。是以,儒家雖然沒有開出像西方的科學、民主。然儒家並不會反對民主科學。只是儒家以成德成聖為其終極關懷,對於科學文明,是又愛又怕。愛之是因為科學文明可以讓人民生活更無虞,如果能善用之,則能相輔相成,成為富而好禮、文質彬彬的君子;然若不能善用之,則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恐怕人會成為外在物質的奴隸。若果如是,儒家寧可質樸而不要華麗。除了對此之虞慮外,更多的是儒家將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放在內在自我的修養上,嚮往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以及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孔顏樂處」。所以儒家並不是反對民主科學。只是民主科學必須在人之道德主體性挺立之後,以之成就其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及民本、民主思想。


撰稿人:謝居憲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前言

儒家思想可以概括為內聖與外王之學。內聖學分為心性論與工夫論。前者主要是談人之所以為人之根源、意義與價值所在。孟子的性善說、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便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後者主要是談人如何不受外欲的誘惑,求其放心,時時能夠存心養性,使善性本心能夠顯發出來,這就是修養工夫。

簡言之,內聖學是在告訴我們能夠成聖成賢的根據何在,同時也告訴我們如何達到這個目標。以大學八條目,分解的來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可以說是屬於內聖學的範圍。儒家不主張獨善其身,故修身後要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部分可歸為外王學,亦可說是儒家的政治文化論。要之,外王的理想可以說是儒家的終極關懷。

基本上,儒家的外王聖業是奠基在內聖學的基礎上。故外王聖業的開展,是根源於「義利之辨」(為義或為利)的價值論,表現在「王霸之別」(王道與霸道)的政治文化論。故儒家的政治思想,必然是不離開道德而單獨言之。基本上主張「王道」、「民本」思想。孔子、孟子周遊列國,基本上來說,可以說是在推銷其王道思想,此意尤顯發於孟子。孟子當時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仁政王道勸導、告誡梁惠王、齊宣王,以求一統天下,結束亂局,並讓孔子之道大行於世。以下簡述儒家的王道與民本思想。


王道思想

(一)以德為本

人是有自由意志、有思想的動物。要將人民管理好,除了食衣住行的民生問題之外,更重要、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能讓百姓皆能夠依「善的意志」行動,讓人民和諧相處,進而提升為富而好禮的社會。如孔子的大同思想:「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所以就必須要有方法。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即便是像堯舜如此有德性的君王,都必須具備有仁德的政策才能夠治理好天下。所以,要能平治天下,除了必須具備仁德之心外,必須要有仁德的政策。所以,這裡所謂的「仁政」蘊含了政府領導人必須有仁德之心,以及仁德之政策。

孔子認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者的德行攸關國家的興亡。孔子說:君王的一句話可能可以讓國家興盛,但同樣也可能令國家衰敗。所以身為君王必須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無一事之敢疏忽。凡事以身作則,以身示道,以德服眾。所以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只要君王身正、心正、言正、行正,自然以德化民,人民自然而然會歸順於君王,以君王為領導中心,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擋都擋不住,而無須以政令來規範百姓。反之,若君王己身不正,而要以政令來吆喝、懲戒人民,即便如此,人民也不會順從的。按孔子的說法,如果是嚴苛的政令,其比老虎食人更令人恐懼、討厭。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蓋前者以德以禮來化民,可以使人民有羞恥之心,下次不會再犯;而後者以政令刑罰來懲戒治民,雖然可一時讓人民害怕而不敢犯罪,然並不能培養羞恥之心,只能是一個偽君子。所以孔子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彬彬君子,皆能自律自主,如此人民之間自然沒有「爭訟」,國家亦可以「勝殘去殺」,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此,怎麼會有盜賊之事,甚至你鼓勵、獎賞他偷竊,他都是無動於衷的。另外,君王的德性亦表現在「道義的承擔」上。孔子說,一位賢君若有罪過,必須自己承擔,不要牽連百姓;相反的,若是百姓有罪過,君王必須將其懶在自己身上。所謂的「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如此才能贏得民心。


(二)選賢舉能

從上文可以知道,一位在位者的德行攸關著人民的幸福,社會的和諧。所以一個國家在用人的標準上,當以德選才為本,以才能為末。更不能藏私,當要公心一片,為國家舉用賢德又有才能的人才,如此才是國家之福。除此之外,選賢舉能還可以避開小人。我們從歷史的興衰成敗中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敗,不是偶然而沒有道理的。若夏桀王、商紂王之暴君,沒有不亡國的。而昏君往往沒有智慧去選賢舉能,旁邊盡是一些諂媚之奸臣,而忠臣便一一遠離。如唐玄宗下的奸臣李林甫便是一例。反之,若君王舉用賢才,奸詐小人知道沒有拍馬屁、巧言令色的機會,便會遠離官場。所以子夏說:「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而君王是否有道,攸關國家的世數。孔子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一個世代之歷史的長短,並不在武力之強大與否,而決定在君王的德性。若沒有德性,上天便會將其權柄收回。所以孔子說,當諸侯國無道地制禮作樂、出兵打仗,則此諸侯國大概傳到十世,很少能繼續的。如果從大夫出,大概傳到五世,很少能繼續的。所以一個國家要歷史悠久,君王一定要積極培養德性,長養智慧,選賢舉能。而如何舉「賢」呢?孟子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要之,要以人民的聲音為判斷的主要參考,然後仔細觀察其身心言動,才決定是否舉用,切勿聽片面之薦言,而貿然用人。


(三)德政

孟子說一個有不忍人之心的君王,必有不忍人之德政。所謂的「不忍人」就是不忍心於「人民」。故儒家政治思想主張「民貴君輕」。所以孔子說,為政者必須「尊五美、屏四惡、行九經」。

1. 尊五美

所謂的「五美」是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孔子進一步解釋,所謂的「惠而不費」是指就人民能得到得利益之處,因而使他們有利,如此自己不是無所耗費嗎?「勞而不怨」是指選擇可以勞動的時間、情況與對象,再去勞動他們,如此又有誰會抱怨呢?「欲而不貪」是指一位君王當以「求仁」為當務之急,求仁得仁,如此又有何貪求呢?「泰而不驕」告訴君王:不因國家人數的多寡、勢力之大小,而對人民有所怠慢,如此才能安泰而不驕傲。「威而不猛」告誡君王要衣冠整齊,目不斜視,莊嚴地使人民望之而有所畏懼,展現威嚴而不凶猛的相貌。

2. 屏四惡

對人民有四件事情是絕對要避免的。即「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所謂的「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指不加教育便殺戮之,是殘酷不仁的。「不戒視成謂之暴」是指不加告誡便馬上要看到成績,是卒遽無漸的暴行。「慢令致期謂之賊」是指起先讓人民懈怠於事,最後又突然限期達成目標,這是切害之賊。「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指該給人民多少的搞賞便要如實的給,不要貪吝,否則失信於人民,人民得不到他該得的,將不感懷其恩惠,謂之為有司。

3. 行九經

君王治理國家有九個不變的法則必須要遵守:「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候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以修身培德為最重要,自然如道之挺立,不為外在的名利所動搖;其次要重用賢德之臣,如此小人自然遠離,如此君王則必然不惑於奸臣與錯誤的政策;要親愛自己的親人,如此族人、兄弟受其恩澤,自然不會有怨言相對;要尊敬大臣,大臣才會以禮相待,和合共識,如此才不會迷亂於朝政;要體恤、感懷每一位下臣,如此下臣必然會對君王忠心耿耿,赴湯蹈火;要愛民如子,則人民必然感召在君王的大德之下,改惡向善,以德為行;要勸勉各行各業的人民歸來,如此國家才會富裕;以寬和的態度招待遠方的異族,則四方之異族會因你的大德而歸順之。最後亦要感懷諸侯,與諸侯一條心,如此上下一條心,其他鄰近國家必然不敢輕易妄動。而這九個治國的不變綱要,必須以至誠的心來面對自己與人民,如此才能真正落實。以上簡述儒家主要的德政。當然不只這些,就實而言,例如要「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意思是說要檢驗度量衡,審定禮樂制度,修復已廢除的機關工作,如此全國的政令就能暢通無阻。恢復已經被滅亡的國家,承繼已經斷絕的後代,釋放箕子之囚並推舉之復位。此三者皆人民之所願,故天下的人民就都會心悅誠服。對於一些民生、教育、或老人政策上,孟子也提出了看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詳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要之,我們可以如此說,君王的德政是以人民為依歸的,這也就是儒家「民本」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

(一)人民為國家的根本

所謂的「民本」,是指以人民為國家的根本。國家的主人並不是君王,而是人民。所以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裡的貴輕,是一組相對的概念,並非是指君王不重要,而是強調身為一位君王,不能因為自己尊貴、權高、衣食豐足,便忽視了人民的生活幸福。要告訴自己,沒有人民就沒有我,我是因為要服務人民而存在的。故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而這種政治思想,其實在上古時代就存在著。《尚書》說「民為邦本」;《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有「民,神之主」;《國語》有「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這種民本思想,發展到孟子時,尤為顯發。孟子曾經說過,舜的帝位,表面上看是堯授與他的。實際上,是上天與人民授與他的。孟子說,堯只有「推薦」人才的權柄,並沒有「決定權」,決定權在上天。而上天決定的根據在人民。人民接受誰,上天就接受之。這種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哲學的核心思想,於《孟子》一書中隨處可見。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二)檢別民本與西方民主的差異

儒家民本思想,著重在人治、德治的部分,與當今西方民主政治著重在法治是不同的。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是以「我的自覺」為其開端。我的自覺,克就政治上面來說,即是每一個人對他人而言,尤其是對統治者而言,主張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爭取、劃定自己獨立自主的生存權利。如「人生而自由平等」、「對個人之外者盡相對的義務」。而一個國家為了維護生存的秩序,就必須有法治,以之成就不爭、以之成就共體的公。然這裡所成就的不爭、共體的公,是由互相限制之勢所逼成的。並非是生命上之道德的自覺,而是因生存上之所需而來的他律道德,雖然有其一定的效果,然卻不能發揮人之價值所在。儒家民本思想重人治輕法治,不能說完全錯誤。畢竟儒家強調德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人心中的道德法則就是最好的「法庭」,最好的法治。然問題是,人人心中的道德法則是否真的容易呈現呢?當不是人人可以呈現的時候,如何來維繫社會的道德次序呢?所以客觀外在的法治規範來規定每一個人的權利與義務是有其必要性的。所以,儒家政治思想必歸結於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之應以儒家思想為其精神之根據,如此才能生穩根,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

撰稿人:謝居憲,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