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儒學與中華文化

儒學源發於先秦以孔子為首的學問脈絡，經漢、唐、宋、元、明、清為科舉考試的主軸，因此此學與熟悉此學的儒生對整個中華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可以說儒學貫穿了整個中華文化的精髓。

儒學之所以能一直佔據中華文化的中心，是因為儒學向來重視的是關於人生的學問，甚至是關於生命的學問，而且不分貴賤貧富均能學而習之，有所獲益。歷來知識份子或是在位者都以它來溝通人與百姓、世界的重要橋樑。儒學強調生命的學問，儒家義理本來就是真實生命所呈現，啟發著人的存在意義。

儒家以人為貴，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自然運作，而人可以通過自覺的道德實踐來認識這個世界與貫徹合乎於道的天理，可感受到此學是很重視人的。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中庸》更進而以人應當參與天地之道，以盡人性；而參與天地之道，以達「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由是看出儒家積極入世的性格。

儒者云：「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等主張，指人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此深化於上位者則能愛民愛物，以民為本；落實於百姓則百姓愛物愛鄰，不分彼此。從歷史上看，凡崇尚儒學的國家、朝代，很少會去強佔他邦，以武力欺凌他國，便是儒學有好生之德的薰染。

這份愛人之心拓展於物，如云：「窗前草不除」，以保持天地萬物生生之德。唐君毅先生以為：人不但會為受風雨摧折的樹木傷感，亦時為一物之受不幸破損而傷感；牟宗三先生認為在儒家的哲理中，「宇宙秩序即道德秩序」，凡此皆顯示儒家一方面尊人，實即尊重人的德性，同時也愛惜萬物。

儒家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精神的典型，是透過個人的反省和對他人的感通，加上長期的實際生活中所體驗得出的結果。每一代的儒者都不斷地回歸儒家的原典加以注疏，藉由這樣不斷的溫習，也不斷地創造出合適於當代的儒學關懷。成為中華文化影響的大宗。

儒學思想呈顯於中華文化的特色，如天人合一便是。所謂「天人合一」是指人將自己的道德生命與天理合一。天對萬物的養育是公正無私的，所以人也理當效法之，以培養公正無私的品德；自然界運轉有恆，所以人也當效法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便是天人合一的主要意義。儒家崇尚自然不忍毀傷草木，射獵有時，均是心胸與天地間能夠體會相通，如此才更有開闊的心境。

儒家倫理也深深影響著中華文化的人民之生活精神，今舉數點為要說明：
（一）品格。
孔子重視人格，在人格的修養上尤其重視君子之修養，因為「君子」在古代社會中乃指德行才能出眾的人而言，也是社會穩定的中堅份子。如孔子說：「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誠之，君子哉。」

（《論語•衛靈公》）孔子平時與弟子們相處時常以「君子」二字相勉，以期人人皆能成為所謂君子。 至於孟子，對人格的修養則主張養性與盡心，也就是培養善的功夫，教人盡心去行善，而荀子則強調養心與厚德，就是以誠養心，以厚德待人。至宋明理學諸家亦以此為人格修養之要則。如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在實踐上由人性本有的良知談存天理去人欲，當人的私欲降至最低時就如同孔子聖人氣象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體現人本來的良知之善，其行為便在善之中，不會有所差錯。

（二）仁道 。
所謂「仁」道就是指仁愛之道，「仁」與「愛」本屬一體，蘊於內者之謂仁，發於外者之謂愛，仁愛推至極點便是天地萬物為一體，而仁愛之起點則始於孝悌。「孝」是敬愛親長，「悌」是友愛兄弟，人人由於孝悌之實踐力行，則社會、國家、人類自然走向和諧美滿。

中華文化向來是對於周邦鄰國採取仁道的方式對應之，絕少以滅國的方式來取得對方的資源，多是以君子相交，彼此各自獨立運作國政，每年派使者相互訪視，以慰勞交流而已。如此雙方文化的交流反而更落實，也不會有排擠的情況。

（三）忠恕 。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解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凡事如能以自己的欲或不欲為標準，推而以知他人之欲或不欲，這樣就可確定一個人立身處世所應採取的態度，故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都是說明忠恕就是推己及人的道理。

儒家談忠恕，散播於民間即能形成風行草偃的效果，因易懂、易學、易用，此說能於運用於個人修身，亦能於外在的大環境行使之，如君臣相處、夫妻相應、國與國的對待皆可通用。

（四）中庸 。
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為用也，庸，常用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儒家認為人類一切事物經常有兩個極端，各走極端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們須循情度理來取中庸之道，此所謂執兩用中。過與不及皆失兩端，唯有行中庸方能不有所偏損。雖然有人會批評中庸過於溫和難顯個性，實則中庸之道在於人心之調節，非於實物上的不盡力。人還是可以很認真的工作、學習，但不需要為了工作而損傷身體。

（五）王道 。
《尚書•洪範》篇說：「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意思就是說王道是大公無私、不偏不倚的正道，王道就是重義務而輕權利。儒家建構了一套典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既是偉大的政治家、領導者，也是聖賢的楷模，儒者將人格上的完美與政治上的完美結合，因此有仁德的君王，其所治理的天下必然合睦。商湯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尚書•湯誥》）。君王因人格擁有道德，必然體恤百姓，所行為必然為王道而非霸道。這個典範提供後來君主仿傚的對象，繼而成為行王道的仁君。故儒學對中華文化的國家治理產生絕對深遠的影響，它幾乎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國家性格。

（六）實踐 。
儒家思想重視德行之躬行實踐，如《中庸》第二十章孔子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這些都是勉人注意力行的要旨。孔子說：「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個君子必先實行自己所說的話，待做到了而後再說，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假如只說而不能躬行，即認為是可恥的行為。

以上諸點滲透進整個中華文化的內在之中，或於書院、師塾、文獻典籍中傳播，甚者於鄉約、族規中也多以儒家所提出的理念為準繩，因此中華文化可說與儒家思想緊緊連繫於一塊，密不可分。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儒學與東亞文化

儒學以敦親睦鄰的姿態向四方四地的周鄰們產生影響，中華文化的博大也吸引著四周四地的鄰近國家欽羡，派出為數不少的求道者於中國或儒學典籍中攝取養份。東亞國家尤以韓國、日本、越南最為深遠。

漢代司馬遷《史記》已提到漢朝曾派人入朝鮮(韓國)，此間陸續將漢代提倡的儒學也傳進韓國。韓國成均館館長崔昌圭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薰陶。」時至今日，儒教在韓國仍佔據主導地位，孔子所倡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的思想已融入韓國人的血液，成為國家發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韓國成均館即為韓國崇祀孔廟的地點，至今每年都有隆重的古禮祭典。

西元7世紀，朝鮮歷史上的三國時代（指西元1世紀至西元7世紀的約700年時間）末期，高句麗、百濟、新羅相繼派遣留學生赴唐朝學習，儒學也得到了朝鮮國家的正式承認。據《舊唐書．東夷列傳》記載，高句麗最早接受儒學，在小獸林王二年即372年，就已設立儒學教育機關，以「太學」為最高學府，傳授「五經」、「三史」等儒家經典和中國史籍，以培養國家官吏；在地方設立「扃堂」，面向地方貴族和平民子弟傳授「五經」、「三史」和射箭技術。三國中的百濟從建國初便接受儒學，到西元4世紀也有了完備的儒學教育機關，並對儒學傳入日本起著重要作用，正是百濟儒學博士王仁把《論語》等儒學經典傳到日本。

新羅地處朝鮮半島中部，雖發展較遲，但在西元6世紀時，儒學也獲得了官學的地位。西元503年，新羅國王正式稱王時便是按儒家的方式改換年號和國號的。

朱子學在朝鮮的傳播大約在高麗王朝末年到李王朝的建立期間。朱子學傳入朝鮮之初與漢、唐儒學的傳入有相似之處，即都是以移民為傳播關鍵。西元1224年春（嘉定十七年），朱熹的曾孫朱潛棄官，「及閘人中公濟、趙昶、陳祖舜、周世顯、劉應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學士浮海而東。……舟泊錦城仍居焉」。朱潛等來到朝鮮後，建書院講學，對朱子學的傳播起了關鍵的作用。但這一時期朱子學在朝鮮只是以民間私學的形式存在和發展。

朱子學產生於南宋時期，其時，朝鮮高麗王朝重點扶持佛學，高麗太祖王建在自己的《十訓要》中第一條件裏明確規定了弘揚佛學之國策：「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由於受佛學的排擠，儒學只能片面發展。至高麗王朝末年，佛教隨著王朝的衰落而減少影響，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從元朝引進朱子學，試圖以此取代佛學。其早期代表是安珦（1243～1306）、白頤正、權溥（1262～1346）、禹倬（1263～1342）、李齊賢（1278～1367）等。

西元1289年，高麗集賢殿大學士安珦隨高麗忠烈王赴元大都，首次接觸到《朱子大全》，於是手抄此書，回國後在太學中講授；又因十分敬慕和尊崇朱熹，遂將自己的號也改為晦軒。1298年後，白頤正隨高麗忠宣王專赴元大都攻讀朱子學達十年之久；學成回國時帶回大量的儒學典籍，設館講學。李齊賢滯留元大都三十餘年，至54歲時才回國。

到14世紀初，朱子學在朝鮮得到廣泛的傳播、發展，李穡（1328～1396）、鄭夢周（1337～1392）、李崇仁、鄭道傳（1337～1398）、權近（1352～1409）等是這一時期傳播朱子儒學的傑出代表。他們以朱子學為理論基礎，從道德、政治、經濟和哲學等各個領域對佛教展開批判。由於鄭傳道、權近等均為李王朝的開國功臣，在李王朝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為15～16世紀朱子儒學在朝鮮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鄭傳道與權近被稱為李王朝初期朝鮮朱子學的「雙璧」，雖然他們的思想各有側重，鄭氏致力於排佛，而權氏則致力於對朱子學的探究和發展。

李王朝建立以後，以開國功臣為核心的勳舊派和地方書院裏受到朱子學影響的士林派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權力鬥爭，曾經發生「戊午」（1498年）、「甲子」（1504年）、「己卯」（1519年）、「乙巳」（1545年）四次流血事件，史稱「士禍」。雖然在這場權力鬥爭中，前期士林派的學者如金宗直（1431～1492）、金宏弼（1454～1504）、趙光祖（1482～1569）、李彥迪（1491～1553）等一大批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名儒，歷盡磨難，成為這四次「士禍」主要的受害者，但他們以朱子學為理論基礎，通過實際運用，大大擴展了朱子學的思想影響，也促進了朱子學的長遠發展，產生了像李滉（1501～1570）、李珥（1536～1584）幾位真正朝鮮化的朱子學派。被稱之為後期士林派的代表人物如李滉、李珥正是在前士林派的基礎上集朝鮮朱子學之大成，使成為朝鮮正統理念的朱子學（又稱性理學）蓬勃發展，將朝鮮朱子學發展到哲學思維水準的頂峰，從而引發了朝鮮朱子學史上圍繞被稱為後朱子學「雙璧」的李滉與李珥之間的「四七理氣論辯」以及性情善惡、人心道心問題等，展開長達三百年之久的學派論辯公案。

朱子學在李王朝迅速發展的同時，16世紀初陽明學也開始傳入朝鮮。樸陽（1747～1530）在《訥齋集》附錄年譜中有「陽明文字東來，東儒莫知其為何等語，先生見其《傳習錄》，斥謂禪學」的記載。金世弼（1473～1553，號十清軒）在《十清軒集》中說：「陽明老子治心學，出入三家晚有聞，道脈千年傳孔孟，一毫差爽亦嫌去。」又據朝鮮《宣祖實錄》記載，宣祖王與李瑤等人曾談論過有關陽明學的情況，宣祖王對領議相柳成龍說：「若使陽明為今年日經略，則此賊可以蕩掃矣。」但陽明學初傳朝鮮時正值朱子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由於朱子學的強大影響，尤其是朱子學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使得陽明學難以立足。李滉就曾著《傳習錄辨》一文專門批駁陽明學：「其心強狠自用，其辭張惶震耀，使人眩惑而喪其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只是由於許筠（1569～1618）、張維（1587～1638）等人的努力才使陽明學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許筠發揮王陽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的思想，反對禮教，宣導平等。而張維則肯定和推崇王陽明「知行合一」說以及強調主體「良知」、尊重個性的思想，在朝鮮陽明學發展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並對朝鮮陽明學思想的代表人物鄭齊鬥（1649～1736）產生頗深的影響。

鄭齊鬥，號霞谷，曾官拜漢城府尹、元子輔養官等。他全然不顧朱子學派將陽明學視為「異端」學說，積極研究和傳播陽明學，並通過批判朱熹「析心理為二」，全面闡明和論證了王陽明「心外無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的精髓，建構了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朝鮮陽明學思想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形成了一脈相承、弟子眾多的學派。

鄭齊鬥之後，鄭原一、鄭文升、李匡明、李匡師等還以陽明學為基礎，在史學、書法、詩歌、實學等學術領域多有成就。但由於正統朱子學派的鎮壓，陽明學長期被斥為異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陽明學在朝鮮只是作為私學流傳。日本部分，西元377年，漢代書籍傳到日本，第二年有一個叫王仁的人帶了10卷《論語》和《千字文》東渡日本，獻給應神天皇作為皇子的讀書課本，並被聘為教師。由此儒學開始傳入日本。

到西元6世紀中葉，儒家經典《禮》、《樂》、《書》、《孝經》等先後傳到日本，中國儒家學說逐漸受到日本貴族的重視。西元604年，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的聖德太子，以儒學為中心，摻雜法家、道家、儒學思想，制定了參考中國儒家經典編成的政府施政方針十七條。

西元701年（日本大寶元年），日本天皇為了鞏固儒學，參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寶律令，《大寶律令》對儒學在國家教育中的地位、組織體制和教學內容都有明確規定。把儒學作為貴族子弟在大學的必修課程，並明確將《孝經》、《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列為大學的必讀書目。

奈良、平安時代，儒學更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詔令每戶人家須藏有《孝經》一本，使儒學越出上層社會，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教化手段。諸如等等可以看到儒學無論在精神層面與制度方面都深深的影響著日本。

越南尊孔崇儒的中心在其首都河內。河內孔廟也叫國子監，它也兼祭祀與教育兩項功能。廟內的大成殿、奎文閣、東西廡及進士題名碑與中國相同。越南人把漢字稱作儒字，平時交往用越文，但對祖先、神靈祭祀、求福等活動，必須用漢字寫成祝文。在市場上可以看到許多「代寫漢字」的攤店。越南民間許多人信奉儒家思想，稱作儒教，或良教。意思是學習和奉行儒家思想後，人就會變好。一直以來越南人依照孔子忠、義、仁的思想，培養下一代。

馬來西亞華人約占36%，他們長期以來對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一直奉行著。吉隆玻有座尊孔中學，就已建校九十多年。他們學儒學、用儒學更加實際。在當地未把中國字、中國話當作官方文字、官方語言的情況下，為了不讓自己的子弟忘記故國，有些人自己拿出錢來辦華文學校、編輯華文報刊、出版華文書籍，成為人們景仰的儒商。吳德芳先生主持的中華學術大會堂，在全國13個州都設有分堂，其主要任務就是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在馬來西亞如何運用等問題。在印尼、菲律賓同樣是這樣。

新加坡原來是馬來西亞最南面的一個省，1965年獨立後，社會經濟逐步發展。李光耀總理執政後，確定漢語、漢字與英語、英文共同作為國家的官方語言與文字。規定了「敬老周」、「禮貌周」，還組織一些國內外專家編寫了《儒家倫理課本》，由中學三、四年級選用。新加坡八十年代推行的儒家倫理教育，第一個目的在於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請出孔老夫子來，建立一個有道德的社會。第二個目的是穩定社會秩序。中國人以家庭為中心，家庭穩定了，社會才能穩定。

香港、澳門對弘揚以孔儒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更加重視。香港早在一、二十年代便已建立了弘揚儒學的孔教學院。七十多年來教學生學儒學、講傳統，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的陣地。湯恩佳博士更到處傳播傳統文化，多次捐資，在國內十幾處立了大型孔子銅像。香港孔聖堂也辦起了中學和小學。香港中文大學專為儒學前輩錢穆先生建了圖書館。大學內有許多研究孔子與儒學的專家。孔教學院等學術團體每年孔子誕辰都召開大會紀念，許多次都是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雖然被葡萄牙租借四百年，當地人民也從來沒忘記中華文化傳統。

東亞文化自然有其本土在地的特色，然中華文化的影響非僅於一時一地，當中華民族與東亞諸國的關係產生密切的文化交流時，便可看到儒學本身的特質不只適於中華民族，它同時也得到東亞諸國的認可，由是得見其普世價值。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儒學與西方文化

儒學中的孔子思想在西方流傳至少已有300年的歷史。孔子學說被介紹到西方後，孔子就與希臘古代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一樣享有盛名。絕大部分西方人對孔子尊敬有加。譬如德國柏林得月園的人口處，矗立著兩米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崗石基座上刻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文字。看來某種程度上德國也接納了孔子在世界文化上的重要性。德國人還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為教育學的奠基人。德國前總統約翰內斯•勞說：「中國的先哲孔子在德國廣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給人們深刻的啟迪。」這位古代東方哲人的形象出現在這個偉大哲學家輩出的國度的公共場所本身，就說明了孔子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僅在德國，在美洲孔子也備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國人還尊孔子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當羅馬傳教士來到中國，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時候，他們震驚了，因為耶穌也曾說過：「你們想讓別人怎麼對待自己，就應該怎麼對待別人。」但是，耶穌比孔子要晚整整5個世紀！這兩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稱為「黃金律」。雖然孔子不是宗教創始人，但國外卻常把孔子與耶穌、穆罕默德以及釋迦牟尼相提並論。西方不少儒學學者也往往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們認同或欣賞儒家價值，致力於儒學及其現代意義的研究。 和古代希臘哲學思想一樣，儒家學說的傳播和發展也不應受地域限制。波士頓大學的南樂山（RobertC.Neville）教授認為，儒學為了能夠成為一門「世界哲學」，必須在實踐中接受文化的多樣性與多元性的挑戰。

在法國17世紀晚期，中國清朝的康熙時和法國的路易十四時期，就開始了最早的學術聯繫與合作。18世紀，在整個法國掀起了中國熱。19世紀初，法國又開歐洲「經院漢學」之先河。法國素有歐洲漢學中心之稱。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法國的廣泛傳播，曾對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起過重要的思想啟迪作用。1988年，世界諾貝爾獎得主集會巴黎，聯合宣稱：人類若生存於21世紀，必須回到2500年去孔子那裏尋找智慧。

18世紀後半期，英國人紛紛學習漢語，深入瞭解中國文化。英國著名語言學家威廉•鐘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就是通過學習漢語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傾注熱情的。1770年間，他閱讀儒家《大學》之後寫下了《大綱》，首先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進行解釋，認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善」，自己的善、一個人的善，推而至於全人類的善。

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財政部特設一委員會，制定了加強漢學及整個東方文化研究的措施。牛津大學偏重於古典文獻的教學與研究，公共必修科目為《左傳》、《孟子》，選修科目為《孝經》及唐宋傳奇等，詩為《詩經》和唐詩。劍橋大學重視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文學史的教學，重視《孟子》、《荀子》等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水滸傳》、《紅樓夢》等文史經典的研究。倫敦大學、里茲大學等都設立了「中國學」研究機構。

20世紀末，舉世聞名的《新不列顛百科全書》，專立「儒學」條目，參考世界各國最著名的也最具有代表性的關於孔子及其學說的著作之後寫成，對孔子其人及其家世和孔子所處的時代作了詳細的介紹，對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孔子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孔子的評價、儒學的發展及儒經等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

在西方當然不只有孔子思想被傳播著，道家老子與莊子都有翻譯本，只是提到中華文化的代表，孔子所代表的儒學傳統、禮樂文化仍是最具代表性的。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

儒學與當代文化

現在世界上面臨許多的困難，如氣候變遷、國與國之間的仇視產失的戰爭或經濟危機等等，諸多的困難呈現在人類面前，它已經不是個人的事，甚至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它往往涉及全球，是全世界的人類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危機。此時人類開始向世界的文明尋求解決之道，儒家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因為這個解決之道必須有著無國界、跨疆域、且能被不同文化共同理解接受的普世價值。

儒家的忠恕之道、天人合一思想，皆可以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維，可以為人與人、國與國、宗教與宗教之間達成和諧的原則。進而創造孝慈的社會，太平的世界。

2006年8月，泰國第一家孔子學院——孔敬大學孔子學院正式揭牌成立以來，孔子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在泰國中部、北部、南部和東北部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成為師資培訓基地、漢語教學中心。2008年7月上旬，泰國農業大學孔子學院在曼谷舉行揭牌典禮，成為泰國第十二家正式揭牌的孔子學院，加上將於近期揭牌的東方大學孔子學院，泰國將與日本成為亞洲地區擁有孔子學院最多的國家。這說明當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挑戰和衝突，至少泰國認為從儒家的思想裡可以得到應世之道，所以才會廣泛的開設以孔子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進入其國家之中。

儒學思想中有積極入世服務的精神，如北宋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若人人皆能確定自己的存在意義為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孔子思想，提升人文素質，建設人類美好未來。則人能從成德之教出發，成己成物，仁民愛物，和合人與自然、社會、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並以治平為本，以仁為核心，以和為貴，內盡心性，外窮天道，就能建立價值觀念是非的標準，倫理道德的規範，此即有對現代社會具有啟示作用。

古人云：富而好禮、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在今日崛起的現代社會中將朝向文明的社會進展，因此社會普遍上需要更多心靈成長，精神的提升。儒學適時提供這些養份。由是我們見到大街小巷倡導的讀經班或國學熱潮。但此間仍有一些值得注意之處。儒學與當代文化的關係，就必須先瞭解當下的社會、政治環境，然後細讀經典，找出相對應的地方。只是這些從儒學經典所獲得參考意見並不能以刻板的公告天下方式執行，因為一旦它被以僵化的條規按部就班的執行，就一定會像王莽、王安石等欲以《周禮》治理天下的荒誕結果收場，或像晚清以《公羊傳》之學說力圖奮發圖強，結果也是不濟。那該如何？勢必得是一位有識的領導者於日理萬機之下，猶精進不懈閱覽儒學羣書，於閱讀中每有體會，不知覺中暗合經訓，如此天理正合人心，人心即是天理。既是如此，此君必賢，此國必興。若不是如此，即便整日將聖人之語掛在嘴上，鎮日將經典放在桌案，只是表面工夫，無所用處。

儒學之於當代文化正是如此，它千萬不能成為口號，如能深化入小學起的教育之中，潛移默化產生真正發自於內心的影響，此方是真正儒學精神。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